氣候變化談判進入第二天,既見不到舌槍唇劍的交鋒,也沒見到硝煙四起的爭論。各種會議依舊是舊話重提。在這種平靜之下,各方立場紋絲不動。時光如梭,會議進展堪憂。人們在無聲處自問,德班會議將收獲什么,有何成效可言。在此平靜之時,各種流言四起,仔細推敲,都令人噴飯。這也算在政治的博弈之中,最常見到的街角巷尾的新聞吧。
在談判會場之外,各種邊會倒是吸引了不少參會代表。
綠色和平和美國Sierra Club
環保組織舉辦了關于如何控制煤炭消費的邊會。有多名從煤炭消費大國的代表介紹了中國、印度、美國和南非的煤炭消費狀態、政策和法規,以及煤炭消費的有效控制。在會上我也簡短地介紹了有關煤炭消耗總量控制的方案。
發展中國家對煤炭的消費是愛恨交加。煤炭資源在發展中國家分布廣泛,較易獲得,是發展中國家有供應保障的當地資源,對經濟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,但另一方面,煤炭開采、運輸、轉換和消耗的過程中,對環境、生態、公眾健康造成很大的破壞作用和影響,CO2排放的主要來源也是煤炭。中國2010消耗了32.4億噸煤炭,占全世界總煤耗的46%。這種消費的增長仍十分強勁。中國煤耗在2000年約14億噸,但僅在2000-2010年10年間,煤耗就增加了近20億噸,按這種趨勢增長,2020年煤耗將達到50億噸以上。可以設想,那時的藍天白云和綠水青山將會是稀缺資源。
根據
綠色和平《煤炭的真實成本》報告中的分析,中國的煤炭外部成本如果內部化,并以價格形式表現出來,真實成本要上升70-80%。煤炭利用的所有環節所造成的各種損失,約占GDP的7-9%。煤炭的潔凈化和高效利用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。但在煤炭增長勢頭仍無減緩的情況下,什么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、更強有力的煤炭政策呢?
對煤炭實行總量控制已經勢在必行,是一個有效的措施手段。中國實施多年的
節能和提高能效的政策和激勵措施是煤炭總量控制的基石。中國現有的方針政策為煤炭總量控制提供了政治和決策的前提。這些政策包括能源總量控制、能耗強度目標、碳強度目標、各種污染物的減排目標。在地方的煤炭消費總量控制方面,有發改委的五省八市的
低碳示范點和
環保部的“三區九群”的區域性煤炭消耗控制,這些都是實施煤炭消費總量地區分解的政治基礎。在“十二五”能源規化中的草案中,要將煤炭消耗總量控制在36億噸以內,將煤炭消耗占總能耗的比例從70%降低到63%左右。北京市在“十二五”規劃中,第一次提出將煤炭消耗總量下降600萬噸的要求。根據中國環境容量和資源開發的要求,煤炭的總量不應突破39億噸。有關研究單位歷年來都進行過相關的研究,但這些煤炭總量控制的目標一再被突破,這種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。
煤炭總量控制的主要目的是減少CO
2的排放。2015年按最保守的估計,中國CO
2的排放將達到75-80億噸。這無疑給中國的減排造成更大的壓力。這種壓力一直到煤炭消耗總量達到峰值之前,只會繼續加重。煤炭消耗總量控制促使煤炭峰值減低,并加速煤炭消耗的下降。只有這樣,中國總的CO
2排放才能隨之有效的減少。煤炭消耗總量控制對環境和公眾健康有多重協同效應。
環保部門多年強調的源頭治理才會生效,污染物減排才會事半功倍。近日來炒得沸沸揚揚的PM2.5空氣質量測量標準問題上,
環保部門之所以遲遲下不了決心得一個重要原因,就是化石燃料繼續迅猛增長,無奈只好制訂低目標。煤炭總量控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工程,要多管齊下、多方治理,要有自上而下的頂層政策設計,也要自下而上的公眾行動。
(作者單位:現任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(NRDC)氣候變化與能源高級顧問,曾擔任世界自然基金會(WWF)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,美國能源基金會副主席兼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。)